盡責又溫暖的邱瑛琦律師 委託人最踏實的後盾
文／羅伯 攝影／梁家瑋
「案件的起始其實在律師，呈現給法官看的都是律師第一手整理的資料，所以我覺得律師也要為司法環境負起一半的責任。」
無論是在軍中霸凌致死案成功申請到國賠，或是力挽狂瀾避免一個弱弱相殘的冤案發生，永信律師邱瑛琦都講求踏實的求證，在龐雜瑣碎的資料中找到有利的證據，在看不見希望時仍盡力爭取，溫暖的陪伴在委託人身邊。
有時，他心疼委託人的遭遇，極盡全力替委託人開疆闢土。
有時，他擔憂成為加害者，更小心謹慎辨認真偽、挖掘事件真相。
邱瑛琦希望自己承辦的每一個案件、寫出的每一個書狀，都能維持一定的品質，代表著自己的能力與投入程度，就像畫家的一幅畫、詩人的一首詩，那就是一個藝術作品。除了可以對當事人交代，也對得起自己。
為何選擇永信？
邱瑛琦執業至今已有13年，現為永信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。走上法律這條路，源自填寫大學志願時想嘗試新事物，就讀法律系後發現法律確實有趣，便一路念到台大法律研究所，畢業後考上律師就到永信實習。他提到，林永頌律師當時面試時，曾問自己未來想成為怎樣的律師？對事務所的公益服務有什麼看法？讓他覺得永信很特別，較著重理念而非應酬，最後選擇到永信服務。
刻骨銘心的第一個案件 令人心疼的委託人
問起印象最深刻的案件，邱瑛琦回憶起實習結束後接手的第一個案件。
這是一個軍中霸凌致死案，有個阿兵哥在軍中被欺負，除了不能適應軍中環境，別人也會因為他的高學歷特別欺負他，曾被過度操練昏倒和侮辱謾罵，最後他從軍營中的大樓一躍而下當場往生。在此之前，這種在軍中自殺的案例向軍方提起國賠求償從未勝訴過，甚至連起訴的案件都寥寥無幾，當時社會風氣認為不是別人推你下樓而是自己決定跳樓的，所以國賠勝訴的機會渺茫。
當事人母親找上永信時，其實是想了解兒子到底在軍中發生什麼事，媽媽開始不斷寫信向國防部陳情，還找立委開記者會要資料，最後針對一個霸凌證據明確的長官向當時的軍事法院提起刑事告訴，並在訴訟時效截止前決定提起國賠訴訟。
「我們要怎麼做才能稍微彌補這個媽媽心裡的傷痛？他太冷靜了，冷靜到我想要給他些什麼。」邱瑛琦說，這個媽媽竭盡所能在為兒子討公道，但同時卻又表現得異常冷靜與克制，縱使看到各種日記、診斷紀錄裡關於兒子如何被霸凌，如何自述痛苦經驗的血淚史，「任何一個媽媽心裡一定都在淌血」，但這個媽媽把傷痛壓在心底，克制自己所有的情緒波動，讓他十分心疼。
訴訟過程則是一波三折，刑事部分雖然都判決上級長官有罪並判刑，但在國賠的民事訴訟中，一審判決破天荒地取得勝訴，在當時可以說是第一個在一審取得勝訴結果的案例，但到了二審又全面翻盤敗訴，而後經歷漫長的訴訟過程在更一審法院勝訴，最終和解收場。
軍中案件證據取得困難 如何讓法官理解是關鍵
「這個案件很難辦的原因是，我們要告國防部，但我們所有的證據資料還是國防部給我們的。」邱瑛琦提到，除了資料蒐集受阻，更因為當時此類案件並沒有勝訴前例，要求法院做出前所未有的判斷是一件更困難的事。邱瑛琦說，最主要還是要將手中資料堆疊，呈現一個年輕人在軍中這種封閉環境與在開放社會的不同，讓法官理解當他在軍中受到這種壓力所產生的影響有多大，最後再以精神鑑定證明當事人最後的行為與霸凌之間的關聯。
這個案件到現在都讓邱瑛琦印象深刻，冷靜到令人心疼的委託人讓他開始思考律師究竟可以給委託人什麼？十多年後再次回想，體認到律師能做的就是陪委託人走過這一段路，因為不好的事情已經發生了，律師只能盡可能提供專業上的幫助或撫慰他的情緒，至於當事人的傷痛或遺憾，就是他自己人生中的功課了。
弱弱相殘的兩難：冤案 VS 傷害受害者
「這個案子真的差點就是冤案。」
邱瑛琦曾經接手過各種棘手集於一身的案件，委託人被指控性侵一個患有智能障礙的女生，由於委託人的年紀大、教育程度低，偵查時並沒有找律師，除了很多事情細節記不得，面對檢察官提問一時害怕竟然說謊，在法庭上受訊問時還因為表達不當，當場惹哭了被害人，讓所有人都覺得他罪大惡極，一審被判以重刑。
「性侵案件對我來說很棘手，因為雙方通常各執一詞，很少有客觀證據可以直接證明。最困難的是，我到底要不要相信委託人是無辜的，如果他不是無辜的，那我就傷害到這個被害人了。」
邱瑛琦提到，委託人和被害人的社會處境都很可憐，委託人身體跟經濟狀況都不好，而被害人更是社會上的弱勢，社會上對弱勢者遭受性侵更有惻隱之心，要在二審翻盤法官也要面對社會壓力，所以被律師學妹尋求協助時也猶豫很久。
最後決定接案一是相信律師學妹為人正直，其次是憑藉初步蒐集到的證據，在時間、空間上犯案與否確實有疑慮，「當然我們都不是上帝視角，不知道當時發生什麼，但從那時的證據，我覺得是可以說服我的。」
由於委託人很多事情不記得，有時還會記憶錯誤，邱瑛琦與律師學妹在找證據時費了很多心力，只能盡量尋找客觀物證來證明被害人所說的版本是不可能發生的，最後成功幫委託人平反，無罪定讞。
如何讓委託人誠實？查證第一、信任第二
委託人誠實與否也會影響到律師信譽，律師們又是如何讓委託人對自己誠實相告呢？邱瑛琦舉了一個覺得有趣的案例，過去曾跟林永頌律師一起處理一件公務員圖利案，委託人做事非常糊塗、一問三不知，結果被林律師痛罵一頓，要求委託人回去找資料，林律師還舉例自己曾有個只念過小學的當事人，但他在監獄中把自己的卷宗一字不落的背下來，「你連他的努力程度都沒有。」
如此往來被痛罵三、四次後，委託人還是乖乖地來律所報到，邱瑛琦笑問林律師：「為何要這麼兇？」林律師回答，在還沒找到更多事證之前，委託人誠實與否很難判斷，如果這樣不斷罵他，他都願意再找資料過來，「我會比較願意相信他是無辜的。」
邱瑛琦認為讓委託人對自己誠實很難，律師可以做的就是查證，經過初步核對人證物證後覺得合情合理就要給予信任，當然未來如果發現委託人說謊，也要立刻說明律師不會做違背事實的陳述，並勸他誠實面對，如果仍是不同意也只能解除委任。
不畏懼挑戰 踴躍接觸跨領域案件
邱瑛琦喜歡接觸新領域的案件，雖然新領域的案件通常要花更多時間研究，但他希望能多方面了解不同領域的案件，除了一般民事、刑事訴訟，他還參加環境法律人協會接觸環境公益案件。跨領域的案件有何特別之處？邱瑛琦舉例，像是大學教師升等或解聘的行政訴訟，一開始接觸時連行政上如何救濟都不知道，所以得找過去判決和書狀來看。
如果是環境或是醫療案件就更專業，必須仰賴專業領域人士協助才能接案，不然律師本人可能連病歷都看不懂。邱瑛琦提到，當初在環境法律人協會接觸中科三期案件時，心中也相當戰戰兢兢，雖然已經在協會學完相關課程，但礙於環境案件個體差異很大，還是會擔憂自己做得不夠好、了解得不夠多。
「我最喜歡找證據，我覺得很像偵探一樣。」邱瑛琦認為，凡走過必留下痕跡，大部分案件的關鍵在於律師會不會去找證據，或是會不會要求委託人去找，對他而言，把許多佐證資料建構起來的過程很有趣，必須考慮到當事人在這個過程可能留下什麼足跡、可能與誰交談，或是請法院協助調查，從而蒐集到更多有利佐證。
身為當事人的法律橋梁 律師要為司法品質負責
邱瑛琦說，永信事務所是專業度很高、辦案細心，會詳盡地用各個角度幫當事人找證據的事務所。十多年來，常常碰到其他事務所律師的做事文化大相逕庭就會相當感慨，比如書狀只是將當事人的說法轉化成文言文，都是故事而無證據佐證，因此一審搞得一蹋糊塗，「就會覺得當事人真的很可憐，他不知道律師並沒有好好處理。」
「幫當事人找證據是非常重要的，我認為甚至是律師最重要的工作。」邱瑛琦指出，一個好的律師應該作為幫當事人翻譯法律語言的橋梁，除了將當事人的故事翻譯成書狀，也要協助當事人找尋證據來佐證，並且翻譯成法官能理解的法律要件。
邱瑛琦認為，當律師界便宜行事的律師越多，怪罪司法不公、不相信法律的人也會變多，這將成為惡性循環，雖然律師可以被市場淘汰，但礙於一般人可能只覺得律師親切而無法辨認律師的好壞，所以市場機制也無法發揮作用。邱瑛琦強調，身為法律界的一份子，律師也要對司法品質負起一半的責任。
